李长春自制家具进紫檀博物馆 曾伴其40余年

即使把广大的农民排斥在就业安置政策之外，这种国家积极给付式的劳动权也是难以持续的。

上级领导的行政活动原则上仅限于法律为其圈定的特定权限范围之内，上级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职位身份，并有对具体的行政命令法定的命令权限，才能赢得下级公务员的服从。一方面，公务人员制度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上下级层级结构，下级服从上级是组织得以有效运转的必要因素，如果下级职员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审查上级的职务命令是否违法，认为违法就可以不服从的话，就会破坏国家机构在组织上的统一性和效率性。

第54条采用相对服从说，相对服从说从制度规范上较好地解决了公务员对于行政命令的服从问题。[10]周志宏：《职务命令与服从义务》，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2页。如果下级公务员对于上级领导的每一项命令都进行实质性审查，就会出现拉邦德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终局裁判者不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而是每一个下级公务员。比如，台湾地区刑法第21条规定：依法令之行为，不罚。例如，如果执行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将导致刑事处罚，或者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严重违反善良风俗，则构成明显违法。

另一方面，公务人员又应当是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在法治原则下严守法律是公务员的职责，这一职责又不允许公务员服从上级的违法命令。在官僚制中，服从并不是对某个具体上级的人格的服从，而是对法律规定的上级角色和职位的服从，是对整体法秩序的服从。对于出版商、记者、职业作家和编辑而言，行使出版自由的同时还行使了职业自由。

在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领域，诸多观点没有对错之分，比如哪一画家水平更高的问题，因此并非所有领域都存在真理。来源：《当代法学》2014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 基本权利竞合 。[15] 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语。第二，除了权利主体，出版自由还保障了独立的出版法人所必需的人事和组织权力以及物质和技术基础，后者主要包括软硬件设施和设备，而这些并不存在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中。

[29] Gerd Heinrich Kemper, Pressefreiheit und Polizei, Berliner Abhandlungen zum Presserecht, Heft 2, von August Bettermann, Ernst E. Hirsch und Peter Lerche (Hrsg.), Berlin 1964, S. 28. [30] Martin L?ffler, Zum arbeitsrechtlichen Redakteurbegriff, RdA 1956, 215 (218). [31] 关于基本权利的竞合问题可参见Bodo Pieroth/Bernhard Schlink, Staatsrecht II - Grundrechte, 26 Auflage, Heidelberg 2010, Rn. 339ff.   陈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私人若不希望公开所掌握的信息，其权利（比如隐私权）则会与记者的权利产生冲突。

[13] 其中，第一项功能属于对权利主体的作用，而后三项功能则更多涉及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五）出版自由的主体 出版自由的主体是出版自由保护范围的又一关键问题，因为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出版自由首先保障了人的利益，而且在宪政国家，确定权利主体对宪法诉讼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1949年以后，我国的四部宪法均规定了出版自由，但至今尚未制订一部统一的《出版法》，对出版业的规制仍主要以国务院颁布的法规以及原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颁布的规章形式做出。同上注，密尔书，第80页。

[2] 同上注，马岭文，第62页。[4] 即使某些信息确实不宜公开，保密也只得是手段而永远不得成为目的。[14] 众所周知，自由对应的是责任，任何人都必须为其施展自由的结果负责，自负其责可以使人具有独立思想与品格，能够更加理性的行动，而不同观点之间的理性争论可以使人性得到升华，人格得以提高，正可谓唯有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才可能塑造人格。一般而言，判断国家是否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三个步骤的审查：第一，国家行为所针对的个人自由是否属于某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而本文则仅探讨出版自由保护范围的界定，除个别情况，本文的讨论不涉及后两个步骤。[19] 19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将密尔的理论引进美国，在判决的不同意见中提出言论的自由市场论。

如果我们相信消费者在辨别和筛选商品时的判断力，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公民在辨别和筛选信息时的判断力。如果我们将目光集中在出版自由对权利主体的这一作用上，那么一切有助于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的出版内容均属于保护范围，在此并不考虑表达的动机，无论表达是有偿还是无偿，无论出版内容是否出于商业利益等个人目的。

[28] 但一般而言，出版商除了决定整个企业的组织、管理、经营等方面的事务，往往还会宏观上决定出版物的风格和出版内容的基本方向，甚至对于出版细节都要过问和干预的出版商也是存在的。[16] BVerfGE 30, 336 (352f.); 53, 96 (99); 68, 226 (233). [17] 类似观点参见Walter Mallmann, Pressepflichten und ?ffentliche Aufgabe der Presse, JZ 1966, 625 (630)。而根据上文阐明的审查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的三个步骤，纳入保护范围的行为未必最终能够在宪法上得以主张，基本权利主体的请求权最终是否受到宪法认可取决于与其冲突的宪法价值的重要性和利益权衡的结果。3．公布和传播信息阶段 出版自由不仅保障出版内容的公开，而且保障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和手段。[6] 参见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基于与追求真理说和健全民主程序说类似的原因，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不得局限于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的出版内容，但能够发挥这一功能的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会增大。

与此相应，国家限制出版自由的根本目的并非阻止信息的发布，而是阻止信息被公众接收，国家之所以通常在信息传播之前采取限制手段，是因为这样往往能够以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实现限制的目的，毕竟多一次信息传播就意味着增添了一分实现限制目的的难度。  摘要:  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无法完全涵盖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

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由于各自然人所起的作用差异很大，甚至有些可能成为主体的自然人根本不属于出版企业（详见下文），因此界定出版自由的自然人主体极为必要。在言论自由领域，个人通过大脑接收信息后将其储存、思考、整理、升华，最后可能会向外界表达，国家对公民言论的限制和影响只可能通过阻止其接收信息或者掩盖、篡改信息以及阻止言论表达或限制言论传播得以实现，在权利主体接收信息之后到表达言论之前的阶段，国家无法对言论自由进行任何影响。

记者对出版内容具有直接影响，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与此相应，在这一阶段，物质、技术、出版专业等领域均应被纳入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可能还包括出版企业的一些商业、技术和编辑机密，[8] 因为上述内容均是实现出版自由的前提条件。

4.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文化艺术 出版自由可以通过娱乐报道、广告、商业资讯等出版内容以及出版、印刷、销售等出版过程促进经济发展，并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艺术作品促进文化艺术领域的百花齐放。[19] 参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及以下。而根据本文的分析，这些法规和规章所针对的个人自由绝大部分均属于宪法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甚至所涉及的一些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还比较大，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宪法正当性审查，以维护宪法权威。国家对组织自由的限制通常能够间接影响出版内容，且较之于其他限制手段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出版内容是否受到宪法保护主要取决于其是否有助于发挥出版自由主体表现自我与完善人格的作用。但既然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这类信息并非公职人员的私有财产，其产权应属于社会大众。

[23] 与追求真理说类似，认可健全民主程序说同样不得导致将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局限于民主政治内容。虽然界定出版自由的主体较之于言论自由更为复杂，但即使我们仅将权利主体局限于出版企业这一法人，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毕竟宪法将法人视为基本权利主体的目的仍是保护自然人，而非法人本身。

[15] 事实上，出版自由同样可以发挥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的作用。[22] 依据该说，既然自由公开的讨论是做出理性决定的前提，那么公众畅所欲言有助于更好的行使民主权利，具有保障和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

1．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 Emerson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William O. Douglas是表现自我说的先驱者。由于此处出版自由权在职业自由权面前同样具有逻辑上的特别性，因此我们不必考虑职业自由。一方面，很难找到不涉及事实的讨论，而另一方面，陈述事实的时间、地点、背景、语气、表情、表达方式等都可能使陈述的事实附带主观见解。[12] 整合这两种总结，笔者认为可以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主要功能归结为四项：第一，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

第二，国家行为是否构成对该项基本权利的限制。德国学者Mallmann认为，出版商的行为仅影响商业经营领域，通常不影响出版内容，因此并不是出版自由的主体，其只能援引职业自由权。

  二、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与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 在探讨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两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关系。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政治性报道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而这方面所需要的信息主要来自公权力。

（三）出版过程 宪法保护了出版自由的整个过程，包括获取信息、编辑信息、发布信息以及信息被公众接收这一系列环节。不言而喻，出版自由主体外延的界定必须以出版物以及出版过程为依据，只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人才可能成为出版自由的主体。